如何为行政活动提供一种合法性的评价和理解框架，是风险社会的难点。

法治是历史的概念，时代的变迁不断赋予法治以新的内涵。在宪法文本中，既规定国家社会，也规定社会生活，两者统一于宪法规范之中，没有必要把法治社会从法治国家概念中剥离出来，否则会影响法治国家的整体性价值体系。

法律的效力在于国民之公认，但若不在法治国，国民则无公认的权利。在宪法体系中，法的最高性一般分为宪法优位与法律优位两种形式。三、法治国家的规范内涵 （一）法治国家中的法治 法治是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既要反映人类的美好追求，同时也体现着人权保障的实践要求。广义的法治国家是把国家与社会合而为一，既包括法治国家，也包括法治社会。到了18世纪，法治国家作为与自由主义宪法国家相同的概念，形成了自身的理论体系，如强调国家的活动必须依照法律进行。

他在1993年的一次讲话中已经使用法治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提法，并反复强调中国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这样的灾难是怎样造成的？完全是人治的恶果，是权力没有制约的恶果，根本的是民主、法治被破坏了。②同年3月，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被写入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制定的《关于国民经济法治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与此同时，宪法原文及修正案当然就不能再作为现行宪法的标准文本而存在。

我国的现行宪法是一部成文宪法，有形的宪法文本承载着公民社会的基本共识，它是评判我国宪法实施的首要标尺。在美国，宪法的修改往往伴随着各种政治势力的交锋和角逐，各种力量相互制衡，大大增加了达成修宪合意的难度。而根据美国宪法第五条的规定，当两院各三分之二议员认为必要时，国会才能提出宪法修正案。See Cass R. Sunstein, A Constitution of Many Mind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16. 从美国的修宪实践来看，麦迪逊的主张显然得到了更多的支持。

[6]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法律签署公布后，及时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和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刊登。当然，若失效和生效的宪法条款之间的确存在互斥，我国的宪法修正案也就只需保留因更改而生效的规定了，例如，我国宪法修正案第三十条可以仅写作：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

[16] 王兆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2004年3月8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4年特刊。一般认为，就宪法文本的公布而言，《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在权威性上应该高于任何其他的官方出版物。而在我国，由于释宪机制的功效未彰，修改宪法则往往是使宪法规范应对社会现实的唯一选择。其五，就公民整体的宪法意识而言，我国与美国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第二，宪法修改机关是否对宪法的大部分内容进行调整和变动。其中，增加规定的修正案只需保留因增加而生效的规定即可。正如前文所述，采用宪法修正案可以避免对宪法典的文字进行变动，给人一种视觉上的恒定感。[38]但客观地说，这一进路不失为更加现实和可行的选择。

前者由全国人大通过，更具正当性。[3]基于认真对待宪法文本的基本立场，我国宪法的文本形态应该是唯一确定的。

读者可能会据此认为：紧急状态被写入宪法之后，戒严仍是一个现行有效的宪法概念，二者在外延上相互独立、互不从属。[美]却伯、多尔夫：《解读宪法》，陈林林、储智勇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95页。

我国宪法的修改频率明显较高，产生宪法修正案的明显速度较快，这一点也会使得宪法文本的阅读和引用更加困难。这一步骤虽并不困难，但或多或少地会增加查阅的时间和误引的几率。我国宪法修正案几乎每一条都存在这一问题[28]。现行宪法的原文也没有规定须通过宪法修正案来修改宪法。在德国，标准的宪法文本即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以下简称为德国基本法)的修正文本，而不是基本法的原文再加上二十余部《基本法修改法》。第二段则称其分别根据于1988年4月12日、1993年3月29日、1999年3月15日和2004年3月14日通过的修正案修正。

其中，最新的宪法修正文本是根据迄今为止的四次局部修宪而产生的。[15]另外，对于2004年的局部修宪，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王兆国也曾强调：这次修改宪法不是大改，而是部分修改，对实践证明是成熟的、需要用宪法规范的、非改不可的进行修改，可改可不改的、可以通过宪法解释予以明确的不改。

因此，一旦选择了宪法原文及修正案，就势必要改变这些表述。两个文本同时面世，很可能会混淆视听，让人无所适从，苗连营教授或许道出了部分宪法学者的困惑：既然重新公布了宪法文本，那么能否认为我国又有了一部新宪法呢，或者说能否认为从此以后我国的现行宪法应当是2004年宪法而非1982年宪法呢？[40]也许，官方出版物刊登宪法修正文本仅仅是出于实用性的考虑。

但除此之外，该文本作为我国宪法的标准文本还存在着如下障碍，必须予以清除。[20] 以乔治·梅森（George Mason）为代表的多名制宪会议代表对于美国宪法草案的许多方面持有异议甚至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宪法草案于1787年9月17日由制宪会议通过。显然，更改前后的宪法条款三年和五年在逻辑上无法兼容。根据宪法第六十二条第一项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全国人大享有修改宪法的职权，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大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来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另外，较高的修宪频率还会折损宪法修正案的重要功效——保持宪法的稳定和权威。这里所谓之互斥能为一般的宪法阅读者所感知。

到1788年6月21日，先后有九个州的制宪会议批准了宪法。但我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公民包括一些领导干部的宪法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30]。

[29]而在笔者看来，我国宪法的修正案并非完全不能引用，只是要求引用者在宪法修正案中甄别哪些是因更改、增加而生效的宪法条款。这诚然是采用宪法修正文本的便利之处。

但是，这些规定并不适用于宪法文本的公布。根据这一机理，宪法修正案在规范层面上具有独立性，其本身就是宪法文本的一部分。[45] 蔡定剑：《从宪法文本谈修宪方式》，《法学》1999年第12期。鉴于中美两国在宪法文本和实践层面的巨大差异，将这一修宪方式引入改革开放之初的我国确实是一次颇具勇气的尝试。

直到1988年首次局部修宪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方才就这一问题展开研讨。[19] 参见纪念美国宪法颁布200周年委员会编：《美国公民与宪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4页。

我国主流的宪法教科书写道：我国在认为对宪法进行整体修改和直接在宪法条文中进行增删，有损于宪法的权威和尊严的情况下，分别于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四次运用宪法修正案的方式修改了现行宪法。其三，我国宪法修正案的表述方式异于美国的宪法修正案。

第二类共计五条，旨在增加新的宪法条款。这一点在很可能减少了各州的疑虑，促使宪法草案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经批准而生效[21]。